Cecil the celibate

苏雪林工作过的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旧址，今我校红楼会议中心。

    想写苏雪林这个女子的欲念已经囤积良久。我头一次听说（看到）苏雪林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那时大一正在做郁达夫的论文，想写作他的作品《她是一个弱女子》的文本分析。那时查阅一些参考资料的时候正好翻阅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叫做《郁达夫论》，里面大抵是一些当时的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的分析。因为时间是比较切合郁达夫的创作分期的前期作品的，虽则对于《弱女子》一文可以引作参考的文字并不多，但是对于了解郁达夫的作品的走向来言，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于是这个小册子成了我当时主要的参考信息的来源。于是苏雪林的一篇《郁达夫及其作品》在众多论尽郁达夫的论文中给了我一个非常震动的影响。劈头边直骂郁达夫氏的作品是“卖淫文学的集大成”。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女子的泼辣与敢作敢为，心里稀稀疏疏地给她留下了一个印象，但是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为她的观点所冲击，搞得摇摆不定，写作的论文态度暧昧不明，最后被导师判了低分。后话。足见她骂人的功底是异常深厚的。关于这一点，要留到等一下介绍她在鲁迅死后旋即发表的一系列的“鞭尸文章”，从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她的这样的泼辣精神。

   然后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得知了在1927年这个女子曾经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也曾经兼任过东吴大学的国文课，而景海女师的现在的旧址正好是我们学校的红楼会议中心，保存完好，建筑风物依然，偶尔路过，想起苏雪林曾经在里面教过课，心里也生出了物是人非的感触。在景海女师执教的期间，兴许是教学相长的原因，在讲授李义山的诗文时，苏雪林有了意外的发现，于是在课余时间苏雪林也搞起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写作出了一本小书《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也是她的第一本学术研究著作，那年她刚刚30岁。《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先生对《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大加称赞，言该书索隐钩沉，严密考证，解决了李商隐诗积疑已久的悬案，称苏雪林为“文坛名探”、“故纸堆里的福尔摩斯”。

   此外，在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的阿英选编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中专门有那么一章是讨论绿漪（即苏雪林）的小说《棘心》，并把她和冰心一道列为闺秀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分析她们的作品是在礼教的范围里写爱。这样的文学的写作对象是变化的。在出嫁前爱的对象是母亲；出嫁后爱的对象是丈夫。而作者更是极大地称赞苏雪林作品中的那种灵性：女性的敏感和自觉，彷徨和失落；作品中极其小女子柔情的风景描写而又男子一般雄心勃勃的心理状态的矛盾统一。 要评价苏雪林，这是一件相当烦琐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一连串简单的词语将她的性格归纳出来。她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柔弱而刚强，理性而偏执，反封建与被压迫。诸如此类。这些彼此敌对的性格特征在她的一生中从她的出生起就被渐渐展开，放大，显得清晰。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传是在徽南地区的苏轼的后人），从小被缠了小脚，祖母是她小时候的梦魇，是罪恶和封建压迫的象征；母亲只是默默忍受着的同样被封建戕害的所谓居家淑女，受尽了婆婆的虐待；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旧式的不完全的私塾教育，浅薄的老先生是她的开蒙教授，使她吃尽了苦头（即使是在以后她到了武汉大学担任讲师的时候曾经被学生质疑其专业水品，因为她常常读错字，没有人知道那是因为一个旧式的老头子的教授指导所贻误的结果）；曾经冲破重重阻挠留学法国，但是还是乖乖回国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并将这个婚姻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是在解放后她到了台湾，而丈夫与养子留在大陆杳无音信，另她亦没有自己生养的孩子），连自己心里是不是对那个男子有过恒久真心也不曾知晓；在法国的时候一个冲动下（希望信教能够带给母亲一个好身体，自己甘愿入教寻道）加入了天主教，在事后有过后悔，受到教友的质疑，仍旧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就像是穿着一双永远不合适的小鞋子跑马拉松；她不善交际，在珞珈山上受到了冷遇，多亏密友凌叔华和袁昌英的百般斡旋才保住了位置；她也曾悲悯诗人朱湘，在其投水自尽的生前百般为其着想送上关怀；当然当然一间改变她的一生的事情莫过于是发表那一系列的关于鲁迅的“鞭尸文章”。这是最原味的苏雪林。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苏雪林与鲁迅的见面其实是在北新书局老板的宴会上，到场的都是在北新书局有刊行过作品的作者，处了鲁迅，苏雪林外，还有郁达夫（！）等等。

    当时鲁迅与苏雪林初次见面，苏雪林回忆说，当时的鲁迅对她全然没有对待其他的青年作者的亲切和蔼（想想鲁迅对萧红，鲁迅对萧军，鲁迅对其他陌生的青年作家），很冷淡地仅仅跟她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她了（细节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苏雪林的传记文章）。这件事情不消说对苏雪林的打击是相当之大的。可以说苏雪林对鲁迅的恶感是从这样的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其实鲁迅的态度是很好解释的：苏雪林跟凌叔华是很好的朋友，在武汉大学的时候，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三人号称珞珈三女杰。而凌叔华的丈夫是武汉大学校长陈源（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时候就与鲁迅不和。鲁迅自然是要对苏雪林疏远了。之后二人亦有很大的分歧。由于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苏鲁的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

    而苏雪林是没有看透这样的一层的，亦没有宽心去释怀。于是鲁迅死后，她听闻鲁迅的治丧委员会里赫然列着马相伯与蔡元培的名字的时候立刻大为光火，马上借机发作，旋即草拟两篇书信分别寄给马与蔡，力陈鲁迅之虚伪与人格卑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场丧葬。后来，马相伯退出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仍在列（另，传闻毛泽东当时亦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只是秘密成员，并未被列出来。我——不——相——信）。后来整理过后的这些书信连同一些作为副产品的批判鲁迅的文章发表了。据苏雪林说，这些文字是在她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偷偷发表的，同样，我——不——相——信，按照她的性格，她是应该主动把这些文字送交的，而且亦有证据证明她是这样做的。这样下来，她可以达到受到关注的目的，也可以为自己一雪曾经备受冷遇的前耻。

   而这些批判鲁迅的文字中，措辞十分激烈，大有当年骂郁达夫的“泼妇骂街”之势。其鞭尸文章的要点大致包括：“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发生不良之影响”“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是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其中顶好笑的便是最后一点。政治问题，想来苏雪林这个小脚女子是弄不清怎么一回事的，不然在武汉珞珈山的时候也不会受到排挤；而尽管胡适之亦劝她不要向鲁迅发难，但是成名与出气的欲望如此强烈，她也按捺不住骚动的心，便借助了政治的力量，替南京政府打抱不平了。晚年苏雪林回忆说当时的发难是因为鲁迅的虚伪性格：“一方面拿着国民政府的津贴，一方面又在文章里蔑称其为南京政府”。但是当年鲁迅在世的时候，曾几何时，苏雪林也向鲁迅赠送过她的文集《绿天》，恭敬地写着自己的名字。鲁迅死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