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古旧书店三楼以五元的价格抢购得旧书《重放的鲜花》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二版。有九成新，而且无污痕。不由得赞赏自己的慧眼识珠。因为当年爱好刘宾雁的缘故，在图书馆里借来看了一看。没想到真能买到，实属意外。算来这本集子已经快30年了。
鲜花-毒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实质其实是一元化的价值判断。更何况这些原本被打为毒草的作品，劫后重聚，其最终目的仍旧只是想证明它们是鲜花而不是毒草。而鲜花是什么呢？是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社会主义文学？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直接宣判了这些或力在提出问题暴露问题从而呼吁解决问题的文学通讯是不顾现实、只抓阴暗面的“阳谋文艺”，狠批力图突破人性的禁区，披着左倾外套、涂上左的保护色而小写人情味、人性要求的小说是歌颂小资情调。与文学创作实际相比，鲜花-毒草理论的最大贡献反而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范式。这样的范式滥觞于《讲话》与整风文艺，形成发展迅速，类似黄庭坚“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主张，使得初学者也“有章可循”，让广大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也能够迅速掌握文艺批评的不二法门，手执批判知识分子反动文学文艺思想观的利器。文学批判与鉴赏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要津。于是乎风生水起，天昏地暗，众多大家在鲜花-毒草的二元辩证法中被反复遴选，无立锥之地，纷纷被挑落马下。作品文本已然不是被考察关注的对象，社会背景及创作心态、时机巧合成了衡量作品成就及鉴定性质的重要因素。
当代文学大概是一种说来惭愧的文学。刨开新时期文学和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不论，从讲话以来，到文革结束，这样一段文学历程的考察会让人觉得灰心丧气。尤其是在观赏了《重放的鲜花》这样的集子之后。不能否认，《鲜花》集中的篇什题材涉及面广，有的涉及到社会阴暗面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批判，题材的因素可能会给人造成主观印象，先入为主，具有“加分”的效应。（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特别偏爱苦难题材的叙述，尤其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叙述苦难题材，我往往会忽略掉这些作品的艺术性，而沉溺于其中的叙述和幻想不能自拔。诚如有论者提出，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对聂绀弩妻子周颖的描写有些不堪，我同时认为其《伶人往事》中对新艳秋的评价过低，描写过于主观，但是我同时承认我喜欢这样的读题材）纯粹就各个文本个体而言，再重置当今的环境下阅读，我的兴趣更多地停留在了对这些作品的文学史的价值的体味上。文本的艺术特性很少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文学”作品的，间接排除了这些作品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而大虚假小真实的文风又直接冲击了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使其文学价值遭到了怀疑——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承认它们的价值，尤其是承认其文学史的价值。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有没有鲁迅风，方之的《杨妇道》是不是一个翻写的《锻炼锻炼》，而宗璞的《红豆》是否也接承了海派言情？这些假设有些大胆，只供私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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